谁还在纪念诺曼底登陆？

　　当地时间5月14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伦敦点燃火炬，真正开始启动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仪式上，苏纳克将象征着解放的火炬传递给了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彼得·肯特（Peter Kent）。在火炬被传递到包括爱丁堡、曼彻斯特和朴茨茅斯在内的英国各主要城市以及关键纪念地之后，与老兵一起穿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6时30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名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开始，以英美两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总计超过15万人，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主要登陆点是代号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宝剑等的五处海滩。

　　如今，火炬的传递表明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希望把当年的记忆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每一代人的成长，遗忘不可避免地加深——日前，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18至34岁的成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不知道诺曼底登陆。

　　也许大多数英国人会听说过奥马哈海滩——它被称为“血腥的奥马哈”，是当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是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开场场景——但他们可能很难回忆起黄金海滩和宝剑海滩，这两个海滩主要由英军完成登陆。

　　80年过去，随着亲历老兵在世的慢慢的变少，在普通民众里，谁还在纪念诺曼底登陆？

　　“美国人查尔斯·谢伊（Charles Shay）作为美国士兵团中的一名军医，第一波乘坐登陆艇进攻了奥马哈海滩。谢伊现在居住的诺曼底村庄，距离80年前还是19岁小伙的他登陆的地方仅20英里。尽管在7月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谢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与法国海岸的第一次接触，‘那天天气很糟糕’……”5月底的一天，住在伦敦的莱莉（化名）读到了英国《观察家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诺曼底80周年的特别报道，“因为写的是军医的故事，我想起了自己的祖父，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当年好像也在某一艘船上，但我记不起他是在哪个海滩登陆的了”。

　　莱莉今年40多岁，有一个10多岁的儿子。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几天后，她带儿子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时，问起了祖父参加二战的事情。父亲拿出了家庭相册，里面有几张祖父当时在船上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正是蒙哥马利元帅在对船员讲话。

　　上图：莱莉祖父拍摄的照片。左下角是蒙哥马利元帅在对船员讲话。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一切真的太可怕了。那么多的死亡与破坏才换来了最终的和平。”莱莉告诉《新民周刊》，如果每个人都能以史为鉴就好了。但现实是，祖父生前很少谈论起这段往事，自己明白的并不多，若不是看到上面这篇报道，她也不会刻意提起，“我想，或许是那代人深受创伤，不愿过多谈论它”。

　　聊天中，莱莉父亲拿出了一枚纽扣。“听父亲说，我祖父和一名苏联士兵交换了制服钮扣以示团结。”莱莉表示，她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但很钟爱这一个故事，“我也没有去过任何纪念诺曼底登陆的场馆”。

　　据了解，英国媒体年年都会报道和诺曼底登陆有关的庆祝活动，逢大年更是会推出专题报道和电视节目，军队也会有专门介绍，不断讲述有关的历史。对于感兴趣的民众来说，阅读报纸、查阅网站信息等，都能增加自己对诺曼底登陆的了解。

　　“这类介绍的基调是把诺曼底登陆作为二战中从反攻到最后获胜的关键事件，描述的多为英国士兵如何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与其他盟军战士一起取得了胜利。”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博士朱联璧告诉《新民周刊》，从英国官方的纪念网站上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如今的纪念内容更偏向国际视角、老兵视角、个人视角，而不是国家视角，“此前几十年的纪念活动，每次都需要一些新的内容，由此慢慢的变多的普通士兵和民众的故事会被挖掘出来。能够准确的看出，现在的宣传整体是弱化精英人物，强化对小人物的介绍。媒体也会鼓励普通人分享自己的视角和故事”。

　　在朱联璧看来，政府和媒体对于诺曼底登陆的宣传触及民众的难度正在变大，尤其在英国年轻人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前提下。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系副教授陆小宁是莱莉的邻居。今年之前，陆小宁从未听这位邻居提起过她祖父的故事。就她的观察，对于二战的纪念，一般英国人其实更关心跟普通人相关的事件，比如他们强调 “闪电战精神（Blitz Spirit）”，即1940年德军轰炸伦敦、伯明翰、考文垂、利物浦等工业城市时，普通人展现出的“坚忍和决心，以及拼尽全力战胜逆境”的那种精神。彼时为了躲避轰炸，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都避居温莎，远离伦敦。

　　“普通人都把孩子送到乡下的领养家庭暂时避难。现在有一批给青少年的读物都以此为背景。”陆小宁对《新民周刊》表示，而对于诺曼底登陆的报道大多分布在在纪念日，“比如去年CBBC (BBC为儿童设置的网页和频道），就普及了D-Day 知识”。

　　最近，陆小宁在英媒上看到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年轻人不知道D-Day（诺曼底登陆日）是什么。该项调查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CWGC)发起，参与调查的2000人中，只有48%的18至34岁的年轻人知道D-Day是盟军部队在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底海滩的日子。但当对所有年龄组做出详细的调查时，这一比例上升到59%。

　　值得注意的是，21%的年轻人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D-Day是什么，更有12%的人认为，它是“德国无条件向盟军投降的那一天”。

　　此外，22%的年轻人认为，没有必要纪念它或举办类似的纪念活动。10%的年轻人表示，他们都觉得纪念活动“无聊”和“重复”，并补充说“钱能更好地用在另外的地方”。但所有年龄组中，61%的收房的人说，诺曼底登陆的周年纪念将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

　　对此，陆小宁并不吃惊，她随后向记者展示了女儿的初中历史教参书，其中对于诺曼底登陆的内容几乎没有。

　　朱联璧则和记者说，英国的教育是比较去中心化的，学过历史的人挺多，但英国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每个人学习的内容都很不一样，“当然世界大战的历史课上会讲一点。相对来说，基础教育里面谈一战比较多，二战相比之下更多的是谈国际关系、纳粹德国有关的问题”。据她了解，和诺曼底登陆有关的内容属于军事史，但在英国中学的历史教育里，军事史是相对边缘化的内容，外交（侧重国际关系）和内政（大选和政府政策）的比重更大一点。

　　“就算是专题性的教科书，提到诺曼底登陆的篇幅也不长。关于诺曼底登陆及后续战役的新研究还是有的，尤其是在逢十的年份前后会有新作出版，不过这类著作的社会普及度并不是很高。新出版的导读类著作对诺曼底登陆的介绍也是点到即止，并不深入。”朱联璧表示，英国年轻人本身缺少对诺曼底登陆的了解，再加上他们了解政府主导的政治纪念背后都有公民教育的目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兴趣了。“英国年轻人整体来说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没什么兴趣和好奇心。因为全世界人想去英国的大多会说英语，英国年轻一代大多缺乏学习其他语言，了解其他几个国家文化和历史的动机。至于80年前的二战史，以及110年前的一战史，确实发生过了，但是和当下的关系太遥远了，也不会关联到什么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人”。

　　相比起位于英国朴茨茅斯的诺曼底纪念馆，法国诺曼底的纪念场馆更多，且更有名。当年的五个抢滩登陆点，如今慢慢的变成了人们嬉戏的平静的海滩，丝毫看不出当年的血腥与残酷。但海滩上的各式纪念碑，却时刻提醒着人们，关于战争的残酷，关于逝去的生命。

　　卡昂 (Caen) 位于诺曼底中心，是该地区第二大城市。建于1988年的卡昂和平纪念馆位于城西北郊，是第一个有关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纪念馆，也是来卡昂者必到之地。

　　纪念馆造型简洁，馆外一侧是参战各国的国旗，一侧的玻璃墙内则存放了各国送来的石碑，铭刻着世界各国人民对战争的记忆，对和平的守望。

　　馆内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使人们仿佛回到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飞机坦克复制品、参战士兵的诀别书等实物吸引访客久久驻足。利用多媒体检索设备，访客能轻松查到诺曼底战役的每个细节。

　　此外，根据战后统计，在诺曼底地区的公墓内，埋葬了不少于80000名德国军人，其中最大一座墓地内有两万多人，大部分都是1944年6月至8月间的德军战死者。

　　“卡昂如今吸引了抚今追昔的各国游客，但其中只有1%来自德国，尽管当地为德国游客设置了德文网站，开发了德文的导游手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德国研究学者胡春春告诉《新民周刊》，“这不难理解。首先，在诺曼底的大多数纪念场馆里对德国人形象的表达大多数都是丑化的，德国人看到心里肯定是有些别扭的；其次，纪念二战中的死难者在德国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大的争议，要以什么样的名义去纪念，仍然很尴尬。”

　　胡春春表示，作为战败国，德国二战纪念文化的核心是“永不再战”，并不像英法是去纪念战争的胜利，或是自己的士兵有多么英勇、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等。德国发展出来的是一种战争反思，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文化。

　　而对于诺曼底登陆，胡春春告诉《新民周刊》，在德国根本就没有为此特地设定的纪念日，德国人只是慢慢接受了“D-Day”这个英语单词而已。对于这一天，德国普通人是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大家一致认为诺曼底登陆仅仅是纳粹发动的战争后期众多军事失败中的一场而已。

　　“这同样很能理解，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喜欢纪念自己的失败，哪怕像德国人这样对自己在二战的罪行认识得很彻底的民族。”胡春春强调，诺曼底登陆战役被视为终结德国纳粹对欧洲占领的序曲，向来是当时所有西方同盟国的节日，“上世纪80年代，时任德国总理科尔曾接到过邀请，但他没有参加”。

　　直到198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这天，时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讲为后来德国能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做了铺垫。

　　当时联邦德国已成为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并不平静，特别在二战认识问题上并没取得共识。有的人觉得，二战是希特勒政权一小撮人发动的，年轻一代无需为上辈人的错误负责；有的人觉得，德国战败投降、国土分裂，已经付出了代价，一味认错不利于德国成为正常国家；还有人把德国描述成盟军轰炸和苏联红军的受害者，渲染战后的生活困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茨泽克的演讲是德国在为二战的历史认识指引定调，给未来指引道路。面对国内外的关注，魏茨泽克用这样一段线日首先是一个记住人们苦难的日子。但也是我们反思历史的日子。我们越坦诚地面对这一天，我们就越能自由地面对责任……5月8日是一个解放日，它把我们从非人道和独裁的纳粹政权中解放了出来。”

　　“魏茨泽克第一次把二战结束日定义为德国的解放日，而不是代表屈辱的‘投降、被驱逐和失去自由’。在他做了这样一个话语转换之后，德国人看待二战历史的心情逐渐自然。”胡春春分析道。

　　2004年，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应邀出席。他站在卡昂和平纪念馆门前，发表了这番感言：“法国对1944年6月6日的记忆与德国不同，但最终陌路同归到相同的信仰，那就是我们渴求和平。”围观的群众自发给了他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欢迎，也是和解的讯号。握手、拥抱、相视而笑，施罗德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碰面，如同两个许久不见的老友重聚。

　　事实上，诺曼底登陆的纪念仪式，自身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最早仅仅是民间自发的悼念。二战结束之后，诺曼底地区就出现了各种纪念仪式，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时这种纪念仅仅属于诺曼底地区，至多扩展到英美军方，属于纯军事性质的纪念，各国首脑并不出席。在罗纳德·里根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参加过仪式。1978年，吉米·卡特虽然参加了纪念，但他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在任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席的。

　　而在法国，从1964年20周年纪念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出席开始，一直到他下台后戴高乐派继续掌权时期，对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始终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缄默。根本原因在于，诺曼底登陆是一场英美盟军将戴高乐将军排除在外的行动。

　　当时的登陆纪念仪式，带有浓重的冷战烙印，它向苏联传递了两重含义：第一，虽然二战中红军在东线打败了德军，但是英美盟军在西线同样取得了胜利，诺曼底登陆的成就，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相比，丝毫没有逊色之处；第二，大西洋联盟是坚不可摧的，它始于二战之中，以英美的特殊关系为基石。

　　直到1984年的40周年纪念是一个转折点。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用他的政治智慧，将纯军事性质的纪念活动变成了各国元首参加的政治仪式。此后，和诺曼底登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不再是胜利，而是和平、欧洲解放和欧洲的重建。

　　近年来，更多的国家开始和诺曼底登陆联系在一起。2004年的60周年纪念中，除了德国首次出席，同一年的仪式上还首次出现了俄罗斯人的身影。这样，反法西斯战场的东线和西线重新连结了起来。

　　例如，仪式开始用vétéran（veteran）这个带有浓厚美国色彩的词汇来称呼亲历战场的老战士，登陆也被舆论描述成首先是一场美国式的英雄行动。

　　又如，法国IFOP民意测验机构曾做过一项调查，在问“二战中你认为哪个国家对战胜纳粹德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时，1945年时57%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20%的人认为是美国、12%的人认为是英国。然而，2015年同样一个问题，却有54%的法国人认为是美国，只有23%的人认为是苏联，以及18%的人认为是英国。

　　“历史主要是由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构成，你会发现对于诺曼底登陆的记忆叙述，各个国家都不一样。”胡春春认为，就像更多普通人对于诺曼底登陆的记忆，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影响。

　　朱联璧则表示，冷战之后，欧洲的复兴叙事都是和美国绑定在一起的。即便苏联解体后，现在欧美的“疑俄”情绪也没有真正消除过，赞美苏联人的功绩显然和欧美的主流舆论不符。更何况一个人肯定更愿意相信自身的祖先完成了伟大的奋斗，而不是一个自己怀疑的人的祖先完成了关键的行动。

　　“这种想法背后有民族主义的立场，有冷战意识形态冲突遗留的后果，也有长期以来英美法三国的舆论和宣传忽视苏联因素的做法的影响。”朱联璧表示，随着亲历老兵的相继去世，诺曼底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像固定的仪式性活动，“参与者一老一小，老的是和事件有关的人，小的可能是地方的童军团，但现在青少年参与的热情也逐渐淡却”。

　　如今的诺曼底登陆，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我们”要纪念，而是这个纪念和“我们”关系不大。

　　“如果战争纪念最终变成了外交舞台和新一代民众公民教育的工具，其实就背离了作为集体哀悼社区成员的初衷。所以，如果观察今年下半年的一战爆发110周年纪念活动，其实就能看出诺曼底纪念活动的未来。”朱联璧说。记者｜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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