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政治威慑：通过劝阻保护集体记忆和本体论安全

　　Karl Gustafsson，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史和国际关系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权力和集体记忆；Maria Mälksoo，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批判安全研究、政治人类学和威慑。

　　传统上，威慑（deterrence）的概念大多数都用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军事权力范畴，现在概念已逐步扩展至非国家行为体和新议题领域。虽然关于威慑的社会层面的研究扩大了学界对这一核心国际安全实践的理解，但现有研究的焦点仍集中在物理安全上。文章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种可以称为“记忆-政治威慑”（memory-political deterrence）的现象，即国家通过种种方式阻止其他政治行为体采取可能威胁到自身本体论安全所依赖的集体记忆叙事的行动。记忆-政治威慑能够最终靠政治言辞、声明、外交侮辱、纪念活动和惩罚性记忆法等方式发挥作用。在两个不同集体的集体记忆叙事不相容并威胁到一国的叙事、说法和与记忆相关的行为时，该国家可能会寻求威慑，以免对方采取的行动威胁到自己的集体记忆，并进而威胁到该国家自我定义的本体论安全。

　　威慑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概念，指一个行为者通过展示其预期的惩罚或不利后果，因为其预期成本将超过预期收益。威慑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种从传统上的国家间关系的硬军事力量转向到网络和混合战争；另一种研究方向则是探索威慑在社会、话语和仪式方面的作用，涉及安全化和本体论安全。文章认为，尽管后者扩大了学界对实施威慑及方式的理解，其重点仍停留在对物理安全的威慑上。

　　此外，基于集体记忆的传记叙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被认为是本体论安全的大多数来自之一，研究表明国家寻求保护和捍卫为其提供本体论安全的记忆，甚至不惜发生冲突。引入威慑的概念将扩展学界对国家怎么样应对其自定义的本体论安全威胁的理解。虽然学界研究了集体记忆怎么样影响外交政策，导致双边争端，并阻碍国际合作，但记忆在威慑领域的作用仍未被系统地研究。

　　文章旨在理论化威慑、本体论安全和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文章强调记忆-政治威慑在国家争取本体论安全的国际斗争中的核心地位。本体论安全是指国家自我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国际认可，守护国家的“国家故事”则是时间支柱。而集体记忆或叙事使国家成为它们自己，对于国家的本体论安全必不可少。然而，这种集体记忆不一定真实反映过去，不一定在集体或国家内部单一，也不一定没有争议。即便如此，文章的重点是记忆-政治威慑的国际层面，因此将国内记忆政治排除在外，仅关注领导层的记忆-政治威慑活动。

　　由于两个不同集体的集体记忆叙事可能是不相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代表一个国家的叙事、说法和与记忆相关的行为可能会威胁到另一个国家的。文章认为，在此背景下，行为者可能会寻求阻止其他行为者采取会威胁到威慑行为者的集体记忆，进而威胁到其国家定义的本体论安全的行动。因此，威慑行为是保护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而集体记忆是国家本体论安全的核心。尽管有研究指出本体论（不）安全可能被策略性地确定为工具性目的，同时，行动者也有一定可能会反过来寻求阻止其他人针对他们的本体论安全或其来源。

　　此外，威慑研究中有三组子类别与记忆政治特别相关：1）直接威慑和延伸威慑，2）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以及3）言语行为性威慑。首先，直接威慑指行为体在双边“记忆战争”中的相互劝阻的尝试，即劝阻对一个国家的传记叙事的针对性挑战，通过公开挑战和/或羞辱对手能发挥直接威慑的作用。延伸威慑聚焦于更广泛的区域、跨国和/或国际努力，以捍卫其他行为者的记忆叙事，并建立或反击记忆-政治联盟。单个国家和多国机构都能够直接进行，也可以通过联合外交活动表现，如纪念活动、声明和博物馆展览。其次，惩罚威慑包括发出信号以说服潜在挑衅者，使其意识到最终结果是成本大于收益的。拒止威慑则是指拥有记忆-政治能力，指即使潜在挑衅者实施了威慑方试图挫败的行动，也能阻止其实现目标。相应措施包括教育、建造博物馆、获得国际机构的认可等。最后，威慑言语不仅仅具备代表性和交流性，而且还具有表演性。因此，可以将国家的各种声明视为言语行为性威慑。例如，如果对手采取的行动被视为威胁到特定的集体记忆/叙事，则可能采取特定行动；有关记忆的法律也可被视为言语行为性威慑。

　　与其他类型的威慑策略一样，传递威胁是记忆-政治威慑的核心。记忆-政治威慑在威胁伤害对手的明确性和时机上各不相同。因此，一般记忆-政治威慑针对的是不明确的假设性威胁，通过持续努力阻止对方考虑成为长期的“潜在”挑战者，从而防止不必要的行动；而瞬时记忆-政治威慑则是紧急挑战或危机时发出的具体威胁。

　　记忆-政治威慑连续体包括从污名化的政治言论、外交侮辱、针对性信息传递，到明确的法律限制和行动沟通。无论是直接的还是延伸的记忆-政治威慑手段，都包含相关叙事、行为举止、隐性和显性规范。这些不同的记忆-政治威慑手段共同寻求通过使自己的意图具有说服力来影响对手的意图。惩罚性记忆法则是记忆-政治威慑的信号传递和实施过程中最明确的手段之一，即表明如果违反禁令，就有能力和意图实施惩罚。与标准的威慑信号一样，威胁的可信度取决于接受者。

　　相比于核威慑，记忆-政治威慑的风险更小。然而，它的重要性在于为寻求这种威慑的行为者提供了意义和本体论安全。但是，即使威慑者实施记忆-政治威慑，例如，如果对手没有充分遵守约定，此举也不会像核武器那样直接引发毁灭。现实可能呈现一种动态，威慑者不仅通过发出“如果你做了x，我就会对你做y”的信号来威胁目标，而且威慑者会对这些威胁采取行动，从而发出“如果你再做一次x，我就会再对你做一次y”的信号。这种给对手教训的方式是累积威慑，目的是限制和缓和对手的不良行为，而不是完全阻止。

　　此外，记忆-政治威慑是高度语境化的。文章认为，通过威慑视角理解记忆政治能够对相关行为进行全新的解释，例如，揭示这些行为既可能会引起关系恶化，也可以有效的预防这种恶化的发生。经验实例表明，采用记忆-政治威慑可能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行为者使用不相同的记忆-政治内容。这一些内容不一定是静态的; 所使用的度量可能会跟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有时会升级。文章认为，尽管在俄罗斯和中国在记忆-政治威慑中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作用都是威慑对手，使其不敢进行威胁自身记忆-本体论安全的行动。

　　直接和延伸记忆-政治威慑一种原因是俄罗斯应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乌克兰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为维持1945年后的全球记忆秩序而斗争的重要手段。这些针对双边、地区和全球的记忆-政治威慑尝试已经通过一系列手段展开，从政治宣言、消退和流动的公开侮辱到直接干预前苏联地区的“纪念碑战争”，以及将“正确”的历史记忆框架合法化。这些相互结合措施是为维护苏联有着非常明显选择性的“国家故事”，以及作为现代俄罗斯本体论安全源泉的二战英雄记忆。

　　俄罗斯的记忆-政治威慑最显著的手段是惩罚性记忆法。它的威慑潜力体现在对潜在行为会造成的后果发出警告。它与更广泛的记忆政治言论和国家在法庭上的立法行动一起，可被用于证明政治行动的正当性、加重负担或阻止，从而更广泛地服务于国家本体论安全的各种目标。惩罚性记忆法将涉及不符合国家身份认同的过去的言论和行为定为犯罪，目的是劝阻他人不要挑战国家身份认同。

　　2014年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记忆法——《亚罗娃亚法》（Yarovaya law），对“否认事实”和“故意散布关于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活动等虚假信息”——提出了监禁条款。这项法律表明了通过惩罚俄罗斯国内潜在违法者的方式来进行威慑的意图，同时也表明了捍卫全球记忆政治秩序的承诺。2020年春《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了境外记忆-政治警告。据此，破坏军墓、纪念牌，或其他纪念俄罗斯军事荣耀、保卫祖国或其利益的纪念性建筑或物品（包括敌对行动地点的纪念博物馆或纪念标志）——无论其位于俄罗斯境内或境外——均属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这种威慑意图已经付诸行动。

　　在对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及其在中东欧国家广受谴责的政治遗产进行有争议的回忆时，俄罗斯的记忆法似乎是一种强有力的宣言性威慑。通过遏制前苏联地区的民族主义记忆，并对其帝国/苏联记忆叙事的边界进行监管，俄罗斯的自我惩罚性记忆法已成为国际上而不仅仅是国内记忆-政治的劝阻手段，并参与到当前关于二战合法政治记忆和更广泛的苏联遗产的争论中。这种威慑愿景和行动超出了俄罗斯名义上的边界，因为国内的异议防范机制同时具有国际的记忆-政治威慑功能，表明“外部攻击我们历史记忆的努力不会奏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能够理解为通过惩罚进行记忆-政治威慑的行动，威胁使用武力是为了捍卫俄罗斯的“国家故事”。

　　长期以来，与日本殖民主义和战时侵略有关的记忆政治争议一直扰乱着日本与其邻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的战争记忆和本体论安全构成了特别的威胁，因为战争的责任在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即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在中国，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被视为对战犯的敬意，因此也是对中国战争记忆的否定。

　　1985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一再谴责这次访问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在中曾根康弘决定不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首相始终没参拜，直到1996年7月29日，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了所谓的私人参拜。中国再次谴责，并愈演愈烈。桥本最终表示，他不会再一次访问中国。

　　桥本的两位继任者都没有参拜靖国神社，然而2001年成为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曾表示他将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尽管中国试图阻止，采取了取消双边峰会、谴责参拜行为等方式，但小泉并未退缩。他每年都访问中国，直到2006年辞职。到了任命继任者的时候，中方表示，中日关系改善的要求是下任首相不得参拜靖国神社。尽管小泉没有被阻止，但中方在其任期内发出的明确的累积威慑信号促进了此后多年的成功威慑，因为随后的六位首相都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事件表明，中国采取了直接的、延伸的以及累积的记忆-政治威慑措施。中国既威胁要直接惩罚日本，又表现出不仅要捍卫中国的记忆，还要捍卫亚洲各国的记忆，从而将亚洲各国描绘成记忆-政治盟友。然而，在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就任首相后，中国的延伸记忆-政治威慑措施得到了加强。201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将二战胜利描述为 “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撑”，并明确警告日本：“中国人民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中国愿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维护战后秩序，捍卫世界和平与繁荣”。虽然中国没有指出，如果日本做出任何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中国将如何惩罚日本，但讲话是在高规格的国际场合发表的，而且将中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联系在一起。

　　安倍在首个任期期间曾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表示遗憾，对他和日本保守派的本体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可能就是安倍在2013年12月26日不顾中方警告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他在参拜当天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称他仅仅是为了祈祷和平和悼念战争亡灵。然而，中国根据先前的警告采取了行动，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国际运动，其中涉及未曾使用过的国际威慑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西方报纸发表专栏文章、与朝鲜和韩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日本、建造在日本有争议的韩国民族英雄纪念堂、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申请将1937年南京大屠杀文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最终入选。

　　2015年，中国的延伸威慑措施进一步升级，利用2014年设立的纪念日进行记忆-政治结盟。9月3日，中国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邀请17个不同国家的947名士兵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外国政界要人参加。中国通过展示先进武器，将传统的军事威慑与记忆-政治延伸威慑联系在一起。

　　对于安倍晋三的参拜，中国批评这不仅是对战争记忆及其结果的威胁，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威胁，表明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记忆-政治国际秩序，从而加强对日本的记忆-政治威慑以及自身的本体论安全。中国试图表明，任何挑战其二战记忆的企图都必将失败，原因包括中国拥有强大的记忆-政治能力、记忆-政治盟友，以及中国的集体记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已牢固确立。直到2020年9月辞职，安倍晋三再也没有去过靖国神社。他的继任者也都没有恢复这一做法。

　　文章将威慑的研究扩展到本体论安全和记忆安全。实证分析表明，俄罗斯和中国都采取了记忆-政治威慑，这些努力至少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有关东亚记忆政治的研究都集中于这样一些问题如何通过阻止合作等方式扰乱了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但从威慑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成功的威慑，情况可能会更糟。而在东欧，跟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正常的看到一种更强烈的记忆-政治升级动态。

　　译者：朱子岸，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政治心理学、生命政治学。